环球关注：日企“经营之神”的故事，在中国讲完了

国内企业家们的活教材

(资料图)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尹磊，编辑王靖，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又一轮日企“经营之神”们集中离场——伊藤雅俊、稻盛和夫、丰田章一郎等人物的逝世，让“日企”曾经所代表的神话符号，彻底剥离了当代的语境。

2023年3月10日逝世的伊藤洋华堂创始人伊藤雅俊，享年98岁；一个月前过世的前丰田社长丰田章一郎，享年也达到了97岁。而在去年，稻盛和夫与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也均在九旬前后去世。

这些亲历日本经济腾飞的经营泰斗，在接近极限的自然寿命内，成为日本黄金时代最后的旗帜。他们和上世纪90年代离世的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不同，他们亲历过日本奇迹，也见证了日本经济失落的三十年。

而正是这些人，与中国企业三十年来的觉醒，多少有些藕断丝连。

稻盛和夫、伊藤雅俊们是国内企业家们的活教材，尤其是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在中国长久风靡，并与张瑞敏、马云惺惺相惜，在他的一些授课课堂上，狂热的学徒们会为老先生举行庄严的仪式。

伊藤雅俊的7-11，在中国兴起新零售狂潮时，成为无数人研究的样板；丰田章一郎所掌握的丰田精益管理，以及出井伸之所代表的索尼经营神话，均被中国企业主们奉为圭臬。

这些在几十年前让日企腾飞的经营哲学，在随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中，沉淀为复盘黄金年代的精华，一度成为中国企业的启蒙读本。

然而日企对中国的浇灌，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开始陡峭下滑。

硅谷吸引了中国新型企业们的注意力，日企渐渐不再是被效仿的题材。当日本奇迹的末代企业家们敲响生命最后的晚钟后，我们对完美企业家的想象，也已经和日本关系甚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处在腾飞中的日本，在全球化布局中有两条清晰的动线，一是在美国的机电、半导体、汽车上攻城拔寨；二是对中国市场进行重磅的产线和技术投资。

在日企腾飞的80年代，中国仍处在从集约化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那时候，日本的家电企业成为先锋部队，开始了在中国的投资建厂。

那也是日企对中国企业进行经营科普的时期。

松下在北京成立的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华建厂的外国家电企业。随着工厂的落成，彩电、空调等商品在中国开始风靡，日系产品的故事，在当时的消费者和企业当中树立了最初的高端产品心智。

松下的成功，让日立、三菱、夏普、东芝纷纷登陆中国，他们在国内收割市场的同时，也让中国企业了解了日系的产线，但日企的一系列技术专利，又让他们牢牢掌握市场份额，限制着国内品牌的天花板高度。

不过在80年代，国内家电行业还处在发展的蒙昧期，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产线各环节的学习，以及经营管理意识的跟进，这些日本企业成了被效仿的对象。

当时的海信，信誓旦旦地要成为中国的索尼，长虹则直接套用“松下七精神”之首的“产业报国精神”，不少中国企业通过松下，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90年代的京东方，其子公司依然在学习和沿用松下的会计准则。

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投入，搭建起了一套消费电子工业的基础产线，为中国后来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早的基础，而与机器一同运到中国的，还有我们对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商业偶像最初的崇拜。

当时的稻盛和夫二次创业，建立了第二电电，颇具声望，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他的描述是“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

80年代的稻盛和夫，带着企业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优雅地来往于中国各个城市。稻盛和夫在中国的优雅，几乎是当时日本企业家在华面貌的缩影。

稻盛和夫

盛田昭夫著书《日本制造》，描述自己如何让“日本制造”从最初的廉价代名词变为品质的代表，这一日企崛起案例，对后来的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而这些励志的日企故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发酵为一种严重威胁本土经济的危机。

80年代的日本，在汽车、机电和半导体领域开始对美国形成全面压制。稻盛和夫未雨绸缪地在1968年就把京瓷的销售网点开到了硅谷，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中，京瓷的捷足先登，为日后美国制裁日本半导体做足了伏笔。

1981年，回归美国市场的丰田汽车开始源源不断地下线，和“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纪录片《丰田入侵》。此时的丰田汽车超越美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

而伊藤洋华堂当时正在酝酿对美国南方公司的吞并。在70年代买到美国南方公司的7-11日本经营权后，历经十年，迫于经营不善的美国公司提出了让日本方面全权托管的提议。最终，伊藤园洋华堂收购南方公司70%的股份，在当时的一些媒体中，出现了“日美大逆转”的报道。

日本在中美两国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如果说，日企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来说，扮演的是一个协助者或者榜样，那么在美国，日企绝对是一个破坏者。

日企对美国各产业的超越，让日本威胁论在美国上升到了文化高度上。

“赛博朋克”这个在1980年被科幻作家布鲁斯·博斯克创造出来的词汇，与其相关的内容创作中，一种基本设定就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叉，这种交叉设定，成为美国对日本恐慌的一种显学。

美国的忧心忡忡，最终浓缩进了著名的《广场协定》中，从而点燃了“日本失落三十年”的的导火索。

美国的制约，让日本的国运出现分水岭式的转折，这既让日本的命运步入了新的走向，也对日企哲学最终在中国的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

从日币升值引发的连锁反应，在日本国内开始一环一环的传导。

日元被“勒令”升值，日本赖以生存的出口被掐住了咽喉。央行以降息来刺激国内经济，利率从5%砍到2.5%，催生出日本股市、房市的疯狂，日企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占到全球45%，达到美国企业市值总和的1.5倍。

证券交易所开始忘乎所以，声称日本股票的上升势头，脱离了地心引力。

“全球中心的转移”成为日本当时一种普世的预期，东京房价水涨船高。疯狂的投资行为蔓延到各个领域，三菱购得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吞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第一不动产买下纽约蒂凡尼大厦；欧洲艺术品大量流入日本，东京的藏品阁企图与巴黎分庭抗礼，日本人的大批量采购，直接推动了欧洲古玩的市均价格。

多么熟悉的情节。

豪横的购买力，让日本长久的隐忍和谦逊第一次出现了转变，“学习先进知识”不再是他们看待欧美时的主流态度，自负的情绪蔚然成风。

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长吁短叹：“如果不依据客观事实，只凭自豪的感情一意孤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攘外和排除异己的风潮，构成进步的最大障碍。”

199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访日，在晚宴上，总统因身体不适发生呕吐，他吐在了旁边的宫泽喜一首相的腿上，然后从椅子上跌落。

当时日本人骄傲地解读道：“美国总统倒下了，日本首相扶住了他。这正是当今日美关系的象征。”。

而此时，支撑他们的财富泡沫，已达到了撑破的临界点。

以银行为核心的日本财团们，使用资本腾挪的把戏也开始露出马脚，越来越多的钱被借给那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危机在泥潭中爆发。

与此同时，财团公司们相互持股，造成股市的虚假繁荣。

日本央行后知后觉且强硬地采取了加息政策，2.5%的利率，被硬拉到了6%。

泡沫破灭的哀嚎不绝于耳，一大波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不良债权让国民背负起了10万亿日元的负担，大藏省官员因接受银行的色情场所招待而陷入丑闻，这个政府部门自此被拆散，日本再无大藏省。

日本腾飞的巨轮开始沉没。

1995年，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出差到北京，他在火车站看到大量的农民工，他们裹着棉被，一片狼藉地挤在候车室里。这种在现代建筑物内宛若“废墟”的场景，让他感觉像在经历一场噩梦。

这一幕与他在二战后看到的日本如出一辙，那是一个民族在觉醒前所陷入的恍惚与眩晕。1995年的中国，正处在世界工厂诞生、经济腾飞的前夜，而此时的日本，正在最高点下坠。

这似乎预示了两个经济体的交接。而日本黄金周期的结束，也让其企业哲学最终难逃过时的命运。

在1991年开始的这场衰落，在最初的数年内，并未让日企断崖式地坠落，而是缓慢的腐蚀。与此同时，硅谷觉醒，并逐渐爆发出互联网浪潮，扫兴期的日本企业，与这片蓝海彻底的擦身而过。

随后，中国加入WTO，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像日本当年从美国的战争特需中获得的代工红利一样，中国制造业链条在廉价劳动力的锤炼中脱胎换骨。

中国新兴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开始出现，三大门户在2000年集体登陆美股，结果迎面撞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碎，然而这依然没能阻挡一种新的创业文明——硅谷的Idea和商业模式，以及穿T恤牛仔裤的工程师着装，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型样板。

与此同时，就在2000年前不久，日本三位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的相继离世，这些逝去的大师坐标，与硅谷崭新的商业旗帜，让中国企业学习的榜样，形成了迭代。

日企印记在中国的褪色，开始在日企大撤退中显露无疑。

中国的白电、黑电开始抬头，并迅速将日本企业挤出中国市场，2011年，松下将旗下三洋电机的冰箱和洗衣机卖给了海尔；从2016年开始，东芝先后将白电和黑电业务卖给海信。日本家电在中国价格大战中，不得已进行了产业转移。

当年在中国风生水起的六大巨头，除了索尼和松下，其余四家日本家电几乎都已经由中国企业运营。

曾经投资中国的35000家日本企业，正在陆续关闭。

在日本帝国征信公司的数据中，2020年2月至2022年6月期间，关闭中国据点的日企家数合计达2292家，而开设据点等新进驻企业数为1352家。退出企业数量远超进入企业。截止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企12706家，数量为十年来最低。

除了在华企业的没落，强硬的企业领导人也在日本青黄不接。

1999年，日产汽车濒临“死亡”，他们最后押注的是法国的卡洛斯·戈恩；2004年日航危机爆发的时候，72岁的稻盛和夫临危受命，成为被寄予厚望的拯救者。

随着日企第一代企业家们的故去，能为中国企业打开认知窗口的日本“完美企业家”，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日企领导人们，在乔布斯、贝佐斯、马斯克这些硅谷翘楚的光芒下，沦为泛泛之辈。

在日本的传统制造企业中，褪去了曾经的榜样光环后，自身的弊病也开始被逐渐放大。

索尼原CEO出井伸之在他的《人生的经营》一书中指出，“日本无法从制造神话中摆脱出来，日本企业无法很好地与IT技术融合，陷入‘创新陷阱’。而且，日企还存在着‘官僚依存症’这一大问题。”

出井伸之将日本错失互联网的原因，归结为日企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顽固。

在80年代，日本的计算机市场就开始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整个供应链条，恨不得全由自己包揽，但是随着行业的迭代速度以及市场的扩大，日本厂商的垂直一体化无法与国外的水平分工生产方式相抗衡，例如后来苹果的全球分工。因此，日本厂商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在中国过去一直承揽的生产制造环节，便宜的劳动力让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价格得以下降，这也让那些仍旧在日本制造基地进行生产的厂商输在了成本竞争当中。

同样的逻辑体现在日本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日本在2013年通过《日本再复兴战略》确立的氢能源车地位，正在纯电汽车的围剿下陷入尴尬。

氢能源脆弱的供应链让日企始终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而在纯电领域，通过产品端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及投资上游所产生的一大批“能打”的供应链公司，已经让纯电系拥有了牢固的闭环。

日本氢能源车在2050年的全面普及计划，如今看来，显得缥缈而没有依据。

面对日本人的低欲望和对这个时代的悲观，稻盛和夫提出的议题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对于这位已经皈依佛门的老人而言，你很难用现实商战中残酷的细节去追问“活着”所能给出的更多解决方案。

苟延残喘的活着，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日企祖传的“年功序列”制度，营造出这些企业摸鱼、养老的通病。

以工作年限来划分的薪资和晋升制度，即使一些员工能独当一面，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在“平等”的年功序列制度下，薪酬和评价也不会有破格的体现。另外，员工可以在一个企业熬一辈子的情况，安稳的就业环境也在遏制冒险的创新创业行为，即使安倍晋三任期推行了前无古人的负利率政策，都没能将日本经济体中慵懒的投资欲望盘活。

甚至更多的投资被投放到了海外的市场，因为日本几乎没有标的。

孙正义通过游说中东王室募集到的千亿美元基金，被疯狂注入到了中国的互联网项目中，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早年阿里巴巴促成了软银的功成名就，这让他押注的目标又定位在了字节、滴滴、贝壳、饿了么、Keep等一系列中国互联网项目上。

日企从过去的信仰输出，变迁为财务输出，美国和中国两个最活跃的投融资市场，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信仰。

如果说美国在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的持续发酵，最终结束了日企在本国的喧宾夺主，那么在中国，你很难说日企的印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

然而，在2023年，随着日本黄金年代大师们集体的散场，日企在中国的影响，似乎也终于结束漫长的暧昧，成为了一帘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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