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离开职场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这种变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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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豹变（ID：baobiannews），作者：张梦依，编辑：刘杨，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一个冬夜的零点，38岁的何威坐在驾驶座上，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弥散的烟圈像安全罩一样将何威包裹起来，让他的心里松快了一阵。

结束每天16个小时的跑车工作后，他习惯一个人安静地在车里坐会儿，抽根烟，再上楼回家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老婆、儿子、房贷，以及一家子庞大的开支。

十年前，何威活得还没这么世俗，那时他在北京的媒体做编辑工作，深夜赶稿后，他会约朋友在东三环喝上两杯。青春飞扬而过，京城的繁华仿佛过眼云烟。多年的北漂生涯，最后败给了房价。

30岁那年，何威迁居长沙，在事业单位找了一份宣传文案工作，月薪7000多，双休包吃，虽然没有编制，但胜在稳定，只要自己不想走，永远不会丢饭碗。

何威喜欢这份工作，够清闲，足以喂养他的精神和肉体，但这点工资不够养家。2019年末，他毅然离职，打算找份工资更高的工作。谁知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各大城市全力抗击疫情，何威只能歇在家里。那时他还没意识到，这段失业的日子会持续很长时间。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到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16到24岁、25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为17.9%、4.7%。

数据背后，是为了生计奔波的普通人。他们有的是国企员工、大学毕业生，有的是都市职场精英，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们的人生面临着不同的分岔路口。

《豹变》与几位长期远离职场的人聊了聊，试图追踪这几年他们在找工作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这种变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拒绝躺平

2020年疫情之后，何威跑遍了长沙大小公司，突然发现年过35岁的自己，已经找不到工作了。用人单位不喜欢年纪大的，自己也拼不过年轻人，一晃两年多，他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

但逼仄的现实就在眼前。儿子4岁多，上幼儿园学费一个月3000，加上生活费、玩具、兴趣班，一个月开销六七千。老婆经常带儿子做小儿推拿治感冒，办个套餐也要大几百，虽然何威心疼这笔钱，但不敢马虎儿子的身体。

“现在是入不敷出，之前我不知道养孩子这么费钱，算下来吓一跳。哪哪都要钱，真是太难了。”何威感慨。此外，他每个月还要还1000多房贷，而在政府部门临聘的妻子，月工资只有三千多。家里长辈年纪已长，靠退休工资生活，帮不上忙。

就算何威想躺平，也做不到。这之后的许多个深夜，他都后悔无比，“想想之前那个工作还挺香的，如今有个稳定工作就不错了”。话音刚落，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何威现在抽七块钱一包的娇子，这是他的底线，以前坐办公室的时候，他抽的是25块一包的芙蓉王。

同样后悔的还有西米。她是2020年会计专业应届毕业生，毕业于一所四川地级市二本师范院校，学校地理位置和吸引力一般，来校招的企业实力普遍不高，非师范专业的对口工作更是稀少。会计专业又很内卷，市场就业岗位不多，小公司为主，大多只要代理记账一类的兼职，薪资低，成长性差。

“当年我报这个专业就是听家人意见，没想到专业前景这么差。”在西米就读的学校，大学对学生职业方面的教育很少，普通人家的孩子基本要靠自己摸索，自己找职业规划，对未来做长远打算。多番权衡后，西米放弃了考研，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一头扎进了就业市场。

通过校招，西米进了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做客户经理，工作内容是为客户办理贷款，审核客户贷款资料，类似内勤岗位。在倍感无聊的岗位上呆了两年后，西米觉得，自己压根没学到什么东西。疫情之后，西米的工资还跟着下调，想在成都维持正常生活都很难。

西米也考虑过转岗信贷业务员，但眼见着领导做了七年房地产业务员，才爬上部门经理的职位，她感觉自己熬不到那一天，“做到他那个位置，情商和沟通能力要特别强，还得有客户资源。”冲动之下，西米今年4月裸辞了。

刚找工作的时候，她还挑挑拣拣，每次都认真询问是否有五险一金、双休，以及具体工作时间和加班频率。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太乐观了，成都是一个人力资源型的城市，只有客服和销售岗位一直在招人，其他行业都很内卷。

今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由于疫情反复不定，工作岗位肉眼可见的减少，上半年还在招聘的小公司，有的停止招人了，有的已经关门。招聘网站上，成都只有销售和客服还在招人，这些岗位要么单休，大小周，要么只有社保，或者转正后才有五险一金，西米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面试机会，但好几次去了公司楼下，才发现是外包的人力公司，招很多人来面试，只是为了完成KPI。

待业的几个月，西米也时常焦虑，但她不羡慕周围有工作的同龄人。她成都的一个朋友在招商银行做客服，工作稳定，不会随便裁员，但没有上升空间，有时还要通宵上晚班。还有一个朋友在外贸公司做跟单，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公司业务受疫情影响下滑得厉害，但不敢辞职，一直猫在岗位上。

西米有自己的主意，不喜欢毫无意义的工作，也不想早早结束对外面世界的探索，回老家考公务员，过上稳定而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但失业半年，她确实吃不上饭了。每次给家人打电话汇报近况，话筒那头的乡音总是宽慰她，“经济确实不好，工作不好找”，再知趣地往她银行账户里转点生活费，开始她还觉得难为情，几个月后，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份接济。

更多时候，西米只感觉大学生太不值钱了，她在新闻里看到，有的年轻人甚至去当保安、宿管、保洁。“有个梗你知道吗？四千块钱招不到一个大爷，但是能招到一个大学生。”西米苦笑说。

失业的另一面

裸辞，然后呢？

西米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喜欢视频剪辑，没事就剪一些小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为了转行，辞职前她还在网上报班学习剪辑的手法和思维。但要找份相关工作依旧很难，“公司要求应聘者有行业经验和过往项目，可是公司不录用，哪来的行业经验呢？就是个死循环。”西米感慨道。

5月份，西米找到一家做宣传片的公司实习，但公司一多半人都在试用期，都是毫无经验的新人，过了试用期就以不合格辞退，“太压榨劳动力了”，而视频行业内卷程度压根不比会计低，行业人才高度饱和，供大于求，传统岗位越来越少。更多是新兴短视频剪辑，对剪辑技术要求不高，更偏向于流水线，走量为主，但要求应聘者会拍摄、会写文案。这也导致，一些行业内干了七八年的视频剪辑人才，也找不到工作。西米只好放弃转型视频剪辑行业。

屡屡碰壁后，西米动起了打零工的心思。无论吃饭还是躺在床上，西米都会刷十几遍支付宝兼职频道，同城求职群和Boss直聘，“比较多的是招外卖配送，快递分拣，其次是商场和门店促销，再就是保安，主要招男生。”

后来，她盯上了展会服务员兼职，这些展会通常持续三五天，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灵活，方便找工作。在一场成都酒展会上，西米一天摆放了数百个高脚杯，会议结束后，再把大家喝过的杯子回收到塑料框里。那天下班后，西米拿起手机，酸痛的手不受控制地抽动，“说白了就是打杂，也不是长期办展会，只能赚个一两千的零花钱。”但她还是后悔没有早点开始做兼职。

失业不仅令人体验赤贫，还会揭开世界残酷的一面。2020年年初疫情后，干了八年相亲中介的白杨就再也没开过单了，眼见着到了2021年5月，工作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白杨干脆找了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我想着卖保险和介绍对象大同小异，不难干”。

一开始白杨激情澎湃，她住北京五环外的大兴，去国贸CBD一个来回3小时，公司要求八点到，她从没迟到过一次。每天到公司第一件事是开会，讲师在讲台上给员工讲PPT，介绍保险的好处和作用，教大家推销的话术。讲完后，白杨和同事互相练习，模拟经纪人和客户的身份，复述学到的话术。在这家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经纪人可以推销任何品牌的保险，只要能把保险卖出去，就能拿到相应提成。

但听了一个月宣讲会，公司还没给她发工资。同事的保险大多卖给了自家亲属，有人为了刷KPI，干脆给自己买保险，冲业绩。“这不是跟传销有点像吗？不靠谱。”白杨深思了几个晚上，再也没出现在宣讲会上。

一个月后，白杨去了安心嫂家政公司上班，上班地点更远了，在通州宋庄。岗位是销售顾问，底薪4000，为雇主成功介绍阿姨，就能拿到提成。干了一个多月，她感觉不太对劲，每天来公司的只有加盟商，没有雇主，“公司没客户，靠什么赚钱呢？”

她私下向一位关系不错的主管打听，什么时候能发工资。两天后，主管在微信上回复她，“上个月的没问题，这半个月的估计要不回来了”，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您还是早做打算吧”。

白杨去上班的最后一天，公司楼下停着几辆警车，十几个面色凝重的男男女女，把公司大门围得水泄不通，迎宾台附近坐着几个身穿警服的人。原来，外省的加盟商把品牌总部告了。一片混乱和吵嚷声中，白杨拎着皮包走出办公大楼，就此告别40多天的打工生涯，“我早觉得不靠谱了，没想到公司会黄到我前面”。

这还没完。一年后的一天，白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家影视公司，公司的老板是导演，合伙人也是影视行业出身，日本留过学，北京本地人，员工100多人，拍了好多大片压着还没上映，正在招人。白杨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她没投过简历，也不懂影视行业，但对方说，不懂不要紧，来了再学。白杨觉得反正也没工作，不妨试一试。

去的第一天，老板郑重其事地指点她：“新人最重要的是学习，学好了公司才知道她适合什么岗位。”白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上课，讲怎么投资电影行业，员工也可以投资入股公司拍摄的电影，大卖的话，就可以收到一笔丰厚的投资回报。

一次中午吃饭，领导旁敲侧击地说道，“你看王哥，之前投资十万，结果赚回来上百万，早就财富自由了”，劝她赶紧投资。上了一个月班，白杨只感觉，每天一圈人围着她念叨“投资”，她不耐烦了，问能不能安排个具体岗位，老板却说：“你还没有学到位，做不了影视行业。”后来一位朋友劝她赶紧走，“他们没钱拍电影了，才想着让员工投资，你觉得有能力给你发工资吗？”

被改变的生活

在家躺了半年后，何威寻思既然找不到工作，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干脆在小区里加盟了一家干洗家政店，一边接住户干洗的业务，一边就提供家政服务，给住户清洗空调、油烟机和窗帘。

干洗店回头客很多，生意不错，加盟店收到需要干洗的衣服后，会统一送到加盟方的工厂洗涤，但干了几个月后，工厂的质量日益下滑，何威收到的客户投诉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没什么客人了。

一年下来，何威给自己算了笔账：没赚到钱不说，还搭进去了6万元加盟费，欠了一张信用卡。他干脆把门店关了，自此得到一个教训，凡事开店的可千万别搞什么加盟，“花钱买教训了，反正以后是不碰了。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躺着。”

为了养家，他开始开顺风车赚钱，跑的是跨市区的长途，路程300来公里，一次接满四个客人，一趟下来能赚五六百块钱。有一次客人赶时间，何威连续开了6个小时，从湖南益阳到永州，一口气跑完了400多公里，开得眼皮都打架了。

但不是每天运气都那么好，正好有客人接，有时候一天都等不到回程的客人，他当天回不了家，就只能睡车里，“其实最累的不是跑车，大部分时间要等客”。何威每天早上8点出发，晚上十点才能回来，稍微晚点就得半夜12点。疫情之后，人的流动性减少了，何威的客人也在减少。

“开顺风车赚不了多少钱，一个月能有六七千就不错了，没有五险一金，还不稳定。”何威更怀念自己之前工作，想年后拖关系返聘回去，但没什么把握，“谁知道能不能回去呢？”

失业半年后，西米终于选择向现实妥协。之前她从没考虑过销售和客服岗位，因为这类工作高中学历就能做，门槛低，上升空间不高。但由于自己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她觉得，“哪里有工作，都可以试一下”。

西米打算接下一家摄影公司店员销售的offer，公司每周排休一天，指不定哪天休息。虽然这个工作不符合她双休的要求，但西米表示：“先生存下来再说。”

白杨也重新回到了相亲行业，行情好的时候，她一个月能赚三四万，为了找个好伴侣，客户从没吝啬过掏钱。但现在，客户都捂紧口袋了，“疫情这两年，我逛了一圈，发现就没有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公司发不起工资，客户什么也不愿意买。”

她给客户介绍对象的时候，习惯去国贸CBD附近一家她觉得环境优雅、上档次的餐馆。有一次她在饭桌上等客户时，看到隔壁桌的中年男子在一个人抹眼泪，他告诉白杨，自己两年前开了一家公司，刚盈利就赶上疫情，产品和原料卡在郑州发不了货，公司熬不住，要倒闭了。孩子和妻子也在郑州，大半年没见着了。

白杨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喃喃道：“大家都难，都不容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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