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5 22:10:20 来源:创业邦
曾经的教培行业从业者们如今怎么样了
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者惊蛰研究所,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去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引发整个教培行业雪崩。新东方、好未来等头部教育机构和教培行业的从业者们,纷纷遭遇至暗时刻。彼时,惊蛰研究所采访了一批教培行业从业者,并在《一线访谈丨雪崩之下,教培从业者的真实感受》一文中,反映了当下教培从业者的真实感受。
如今半年过去了,针对教培行业的监管力度丝毫没有减轻,曾经的教培行业从业者们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职业发展。惊蛰研究所回访了之前的受访者们,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教培行业及其从业者们的现状。
上次接受惊蛰研究所采访时,小雨刚刚入职互联网大厂担任HR不到1个月,而当她说起最近的工作经历时,言语中多了不少自嘲的意味。“之前还想着说互联网大厂稳定、薪资高,谁知道这么不凑巧,经历了教培雪崩又遇上了互联网裁员潮。”
据小雨介绍,她所在的金融业务部门由于政策影响,也开始对人员架构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收缩,仅去年下半年就裁员了七八百人,技术类和营销类岗位全部辞退,而公司内部的计划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这一块业务全部清空。”
接连遭遇教培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两次收缩,小雨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对被裁员已经很有经验了,而在互联网行业的半年工作经验,也让她感受到前后两个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互联网与教培行业的人做事风格和调性截然不同。”小雨发现,互联网行业的人和公司都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在乎结果而不是过程。“比如像人事岗位经常需要筹算员工福利和假期,如果是在教培行业出现了错误,一定会受到当事人的责问,但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互相之间包容度很高。比起出错的原因,他们在意把结果修正。这也是她对互联网行业仅有的“好印象”之一。
互联网行业的新环境也给小雨带来了不少挑战。小雨说,在互联网大厂部门之间时常为了资源内斗,而在部门内,迎合领导的喜好、维护领导的利益很重要,否则很容易被各种借口辞退。“也不直接说要辞退你,而是说‘你的能力很强,但你不符合团队的风格和氛围’。”
作为公司的HR,小雨在新岗位上也见证了更多的职场PUA和劳动仲裁,这些事擦去了她心目中互联网行业最初的那些“光环”。而她对教培行业发展前景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去年“双减”政策刚开始落地的时候,小雨还保持乐观的态度,但后来完全不抱希望了。“当时大家都低估了监管的力度,所以还想象着行业会很快回暖,但是随着政策和监管逐步落地,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回去了。”
同样“回不去”的还有互联网行业,鉴于在教培和互联网行业的两端经历,小雨将未来的职业方向定位在医药行业、人工智能行业。“这两个都是新兴行业,也普遍被看好未来的发展,至少还不会遭遇突然的行业监管,这一点很重要。”
在进入教培行业以前,阿杰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房产销售,而在“双减”政策落地遭遇裁员后,阿杰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做回了房产销售。阿杰告诉惊蛰研究所,去年失业之后他在家待了两个月,“不是懒得找工作,而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以前每天10点半到公司,可以睡懒觉,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小一万块钱,还有水果、零食小福利。现在这样的工作全都消失了。”
阿杰表示,因为自己习惯了之前宽松的工作环境和作息时间,所以后来一直想找类似的岗位,但是面对全行业的衰退,阿杰经历了2个月的“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放宽”了自己求职标准。
“当时新东方这些大公司都在裁员,但是本地的教培机构不但没有裁员,反而开始扩大团队规模。闲了两个月,总得要吃饭,所以就想着先找一个地方干着。”据阿杰介绍,他后来工作的这家公司之所以还在继续招人,是因为老板认为政策监管主要集中在行业头部企业,大公司的倒下反而让小公司有了更多机会,并且由于身处地方,他们也不认为政策能够快速、完全落地。“有这种投机心态的本地老板不在少数。”
让阿杰感到失望的还有薪资待遇。和之前每个月稳定七八千的收入相比,新公司的薪资待遇“严重缩水”,不但没有水果、零食小福利,底薪直接被砍到7折,五险一金选择性缴纳。“公司规定过了试用期之后,表现好才给交五险一金。不过也不是新鲜事了,其他公司的销售岗位也基本是这种待遇。”事实上,对阿杰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政策监管的逐步落地导致他再度失业。
阿杰说,老板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就被有关部门约谈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关闭了校区、辞退了员工,而阿杰当时还没有过试用期。在那之后,对教培行业彻底死心的阿杰,又做回了房产销售的工作,这份新工作同样一言难尽。
2021年9月份,恒大财富暴雷揭开了地产行业集体遭遇的流动性危机,彼时诸多地产龙头企业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些开发商通过出售资产勉强缓解了一部分的资金压力,也有一些实在支撑不下去的开发商开始降价促销,阿杰就是在这时候又开始卖起房子的。
“这个时候是开发商想卖房,但是消费者不接盘。公积金、银行批贷款的速度越来越慢,整个房地产的市场行情也不好。我卖的那个楼盘一开始主打的是130-140平带精装修的改善型住房,后来实在卖不动,直接改成了毛坯,单价一下少了三千多,首付少了十几万,就这样才勉强有人来看看。”
好消息是,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一些地区开始降低税率放低首富标准和购房要求,这让阿杰对自己的工作稍微看到了一些希望。“其实也不敢太乐观,因为有一些因为疫情原因影响了施工进度的楼盘,和新楼盘最近面临扎堆开盘的问题,就我所在的那个区今年就有十几个楼盘要开卖,到时候互相之间的竞争肯定很激烈。但是往好处想,这么多楼盘要卖,要是我想换地方,也有的选了,不用再空等2个月了。”
惊蛰研究所本次的回访对象中,春晓是仅有的仍然留在教培行业的一员,只是如今她的身份变得有些敏感。“双减”政策逐步落实后,春晓所在的培训机构也开始关闭校区、遣散员工,而一些家长在得知培训机构将要停业的消息后,开始主动询问春晓是否有其他渠道可以给孩子补课。
“我们本来是给家长打电话通知要停课的,但是有不少家长私底下问我们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给孩子补课。后来我们几个负责班主任沟通了一圈,发现有类似想法的家长还不少,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腾退之前的校区,一边物色地方偷偷给学生们补课。”春晓说,从腾退老校区到找到新教室,总共只花了一周的时间,新教室刚找好学生们就“无缝接入”,课程一点没有耽误。
惊蛰研究所向春晓询问,“地下补课”的方式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她表示,目前这种方式因为没有向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备案,所以理论上的确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因为租用的场地位于商住两用的居民区,平时上课也不会影响到街坊四邻,被投诉或者举报的风险比较低。而且家长对我们都非常信任,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也不会对我们做出不好的举动。”
据春晓介绍,目前她所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之前的机构转过来的,而且现在也还有很多转介绍的家长前来咨询补课的情况。而就春晓个人而言,目前的补课模式,也让她和其他老师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据我所知,新东方、学而思有一半的老师都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在学生排满课的情况下,收入比以前还高。主要原因是个人工作室不像大机构需要分摊职能部门的人力成本,租用居民楼的成本也比核心商圈的房租低得多,以前老师们的收入大概只占到课程销售额的30-35%,现在课时费比以前低,但老师们的收入反倒提高了。”
春晓告诉惊蛰研究所,去年双减政策落地后,虽然85%以上的机构选择了关门,但是市场需求仍然还在。“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表现得很焦虑,因为政策给学校带来的变化是不考试不排名,但中高考的制度依然存在,家长们很想知道孩子真实的学习成绩能不能上好高中、好大学,所以当他们发现补课机构没了的时候,都很慌张。”
对于目前“地下补课”的方式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春晓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认为,只要考试的制度依旧存在,那么补课的需求也会一直存在。虽然政策监管也越来越严,但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最后决定“地下补课”还能不能存在的关键,就是“地下老师”们能否承受相应的风险。
让惊蛰研究所感到意外的是,春晓对于“双减”政策给教培机构的打击,保持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在她看来,政策监管真正的目的是把资本的过度介入从教育行业清除出去。
“很多大型机构都采用了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用内部的规章制度和KPI考核来推动公司的发展,这就导致一些参与课程制定的老师,不是从帮助学生提高成绩的目标出发,而是从利益角度强行排课、加课。”
据惊蛰研究所了解,有的教培机构会要求每个学生一周至少上3小时的课,按照一门课上一小时来计算,一个礼拜至少要上一门主课加两门副课,一些培训机构的班主任,为了完成KPI,也不会去管学生是否真的需不需要同时上这么多节课。另外,节假日的考核标准是平常的1.5倍,而非寒暑假的假期普遍较短,但是一些老师为了完成KPI,还是会给学生排满了课。
“家长也会想孩子假期不补课,等回学校了是不是就会落后其他同学,所以买了课,最后不仅学生得不到休息,还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这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都是不好的结果。”春晓说,在转入个人工作室后,她和其他老师都是以保证教学任务为主,不会强行排课。从结果来看,不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改观,老师们也真正实现了为学习而提供教培服务。
对于近半年来的职业变化,春晓半开玩笑地表示,“我也没想到,当老师也能成为‘地下工作者’”。而除了“偷偷摸摸”以外,春晓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也非常满意。“因为时间自由,更因为工作有价值,因为一些家长和孩子真的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实现考个好学校的目标,这是教育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教培行业存在的意义。”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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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减半年,流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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