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代表着一部分向往自由的 “螺丝钉”想要逃出世俗的规制，摆脱“北漂”“沪漂”等都市漂泊族的标签，勇敢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成为数字游民，既能收获时空自由，实现地理套利，还能逃避都市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 虽然数字游民看上去是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数字游民同样是在带着 “镣铐”跳舞，因其需要资金、技能等多方面的积累方可实现。不过，数字游民的出现确实为很多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一些国家与城市顺势而为，借助数字游民红利刺激文旅消费，市场上也出现了诸如数字游民社区、共享办公酒店等新兴业态，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聚焦在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助推文旅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作者 |念西、栀晞 （文化产业 评论作者、三川汇文旅体研究院研究员）

(相关资料图)

编审 | 时光

编辑 | 半岛

来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产业评论

你还在996吗？

你还在为上班通勤烦恼吗？

你还在焦虑加班吗？

......

在下不才，已经退出职场群聊。

近日，25岁女画师在鹤岗花1.5万全款购置46平米房子和90后情侣花4万在鹤岗安家的新闻刷爆网络。

女画师告诉大家，自己平时居家办公，比较社恐，月收入过万，从南京逃到鹤岗后，不仅全款买房，拥有了自己的小窝，还能每月花一千元来请阿姨打扫房间，免除家务的烦恼。

90后情侣中男生是自媒体从业者，两年前带着女友离开杭州到鹤岗定居，生活节奏放慢的同时也躲开了很多都市生活的压力和烦恼，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这两则新闻引发大众热议，更吸引了许多人想要去鹤岗生活。

△来源：@新浪看点创建的投票

这两则新闻之所以引人注意，一是因为鹤岗当地超低的房价，在物价飞速上涨的如今，这个价格听起来太不可思议，同样是1.5万，如果是在某些大城市，恐怕连1平米的立足之地都无法买下。

二是事件主人公在购房后表现出的生活惬意感与幸福感，对都市的逃离给那些在大城市漂泊的社畜们提供了生活的新方式，令人心驰神往。

这些信息都给我们指向从城市逃离后收获了更多的生活愉悦感和幸福感，但是，这样逆势而为的“ 都市出逃 ”，真的能让我们过上小而精致的生活吗？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出逃？数字游民的出现又为文旅产业发展创造了怎样的机遇？

从游民到数字游民：变与不变

新闻背后，还有很多个像新闻主人公一样生活的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一词来自英文digital nomad，被国外媒体认为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其能通过在线环境开展工作，同时在国际上工作和旅行。

如果将其拆分一下，则指向“数字”和“游民”两个方向，前者指互联网时代的工作方式可以转移到线上，搭上网线、配上电脑就能支撑工作赚钱，后者则承接了中国古代对游民的部分特征，如流动性强、工作不稳定等。

在中国语境下， “数字游民”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游民”，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

两者都代表着一种社会反叛精神，是边缘群体做出的选择，都强调流动、漂泊和不稳定。只不过游民的反叛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威胁，而数字游民的反叛则被认为是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抵抗。

就游民过渡到数字游民的发展而言，有以下几点变化值得注意：

一是感情色彩。 游民在过去常被认为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子，包括职业乞丐、盗贼、劫匪和骗子等，因此需对其进行改造和规制。而如今对数字游民的社会排斥则不那么明显，反而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新式生活方式，受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更被当作是未来工作发展的新方向。

二是群体来源。 游民指失去土地无以谋生或从事不正当职业的流浪人群，数字游民则偏指那些逃离大城市忙碌生活而主动寻找自身理想生活的人群，这些人往往具有在线上环境工作的知识、能力与技能储备。

△游民印象VS数字游民印象

三是群体自主性。 过往农耕文化孕育下对迁移的厌恶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人们更乐意定居在一个地方，人们成为游民更多是被迫的选择，是无奈的漂泊，如遭遇天灾人祸等，而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当下人们对旅游、移民移居等生活方式更具有包容性，也有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和权力，可以说，现在人们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更接近主动的选择，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追求。

所以说，如今的人们选择成为数字游民，其实代表着一部分向往自由的“ 螺丝钉 ”想要逃出世俗的规制，摆脱“北漂”“沪漂”等都市漂泊族的标签。他们站在世俗与理想的分叉口上反思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勇敢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数字游民：真自由还是假逃离？

那么具体而言，成为数字游民究竟是不是一个好选择？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考虑这项选择呢？

显而易见，数字游民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在于逃避，另一方面在于收获。

就逃避而言，数字游民可以逃避大城市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社交压力大，消费过高、通勤时间久、房价高、精神内耗等。简单来说，数字游民能让人暂时远离城市快节奏生活、职场竞争文化、无效社交带来的压迫感，让心灵得到暂时的放松和喘息，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就收获而言，有以下两点：

1、时空自由

很多年轻人当初选择到大城市奋斗就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之前人们总是将更好的生活跟足够的金钱画上等号。然而好生活的评判标准并不只有金钱这一项。“年轻时我们用时间换取金钱，老去后，又用金钱来换取时间。”简单来说，困在金钱的牢笼中失去了自由。

而成为数字游民，则可以换取更多的自由，不仅在工作地点和时间的选择上更有掌控力，还能凭借自我驱动去平衡享受生命和赚取薪酬这两者。相应地，数字游民们也会收获更多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2、地理套利

地理套利就是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来换取更多利益，用相同的钱换取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数字游民来说，线上远程的灵活办公方式能够让他们在赚取和大城市相当的薪酬的同时，花费更低的生活成本，由此积累更多的财富，以此加速实现财富自由或高质生活。这其实跟发达国家公司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以换取廉价劳动力、压低企业成本的逻辑一样。

而目前，数字游民群体已形成一定规模，比如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2020年就有1090万美国人将自己描述为数字游民，这一数据比上年增长了49%。

马蜂窝出品的《2021年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也指出，在疫情背景下，选择灵活舒适的场所办公更受到人们青睐，超六成90后、00后表示自己愿意做数字游民，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度假生活。可见，年轻群体对数字游民生活的接受程度较高，对这种生活方式较为好奇，未来可能有更多年轻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

从大城市逃到小城市，人们能找到提供庇护的避风港，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小城市放置自己漂泊已久的疲惫灵魂，实现精神栖居和心灵依恋，似乎真的实现了生活自由。

不过，尽管成为数字游民能有很多好处，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成为数字游民。数字游民在给人们自由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的枷锁。

成为数字游民之前，必须要想清楚自己是否拥有转型的基础条件，又是否能够接受转型后的生活，以及是否拥有面临突发情况或转型失败后的适应力。

首先，很多人要从正常稳定的生活转型为数字游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拥有启动资金。 没有物质支撑的数字游民生活是耍流氓，也是泡沫化影，比如对于本来就没什么资金积累的普通大学生，成为数字游民可不仅仅是单纯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图源：知乎

同时，拥有这笔资金还能让数字游民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其次，哪怕拥有启动资金，也得考虑数字游民的生活成本。 如果一直当数字游民，普通人的存款总有面临耗尽的一天。因此，在选择这种生活的同时也要确保自己拥有多元收入渠道，才能让自己的收入更加可持续，才能支撑自己“游”得更远、更自由。

要想让收入来源更加多元，不仅需要数字游民本身拥有一定的技能、经验等积累，还要对收入渠道拥有一定的信息与资源储备。

很多人在成为数字游民之前，往往已经拥有全职工作的经验和技能累积，他们拥有的一技之长是他们日后成为数字游民的重要凭靠之一，既可以跟公司协调支持远程工作，也可以辞职开始自由接单的工作，这些职业类型要求技能，但不甚局限具体办公地点，一般包括摄影师、设计师、互联网营销推广、自由撰稿、在线授课教师等。

△图源：国外社交媒体营销网站Buffer所作的报告

△图源： Guidehub走世界

成为数字游民的路上困难重重，不是从城市逃离到旅居中就直接躺平了，他们也一样要工作、一样会感到焦虑、漂泊无依和孤独，而是以更高的自主意识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场勇敢的冒险。但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全看你选择过成什么样。

△图源： Guidehub走世界

总结来说，成为数字游民之前，必须有初始资金积累，才能迈出数字游民生活的第一步，同时要认清自己身上的技能、经验、信息资源等是否能支撑自己边旅居边赚钱养活自己，辨别自身是否拥有冒险精神、自律精神、自我规划管理意识、接受失败和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无论选择哪种生活，只要遵从本心，便可自在随行。

数字游民：文旅发展的新生力？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游民”的出现为很多新兴产业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尤其是文旅产业。

首先，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国家旅游业遭受重创，迈向后疫情时代，他们逐渐瞄准这些“数字游民”，以恢复文旅产业。

为吸引这些数字游民，很多国家大开“绿灯”，实施签证优惠政策。爱沙尼亚、格鲁吉亚、贝尔穆达等40多个国家先后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专门针对数字游民，不仅申请方便，并且允许他们能够在签证国家长时间生活可从事本职工作，还伴有相应的免税等福利。

而之所以要吸引这些数字游民，是因为他们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大量的涌入可以刺激商务旅行，惠及当地餐饮、购物、旅游等相关产业。

其次，一些城市凭借自身优势 （得天独厚的领域资源、配套的基础服务设施、物价合理等） 吸引大量数字游民的同时又借助数字游民红利刺激消费，拉动当地文旅发展。

根据全球城市评分网站（Nomad List）实时更新的数字游民榜单统计，最受欢迎的数字游民目的地前十包括里斯本、仓谷、曼谷、马德拉群岛、清迈、墨西哥、柏林、蒂米什瓦拉、波尔图、加那利群岛。

△图源：nomadlist.com

而在我国，根据《环球时报》的调查，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广西柳州等地是这类群体的主要聚集地。风光优美、生态宜居、包容开放......这些特性足以满足数字游民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同时这些城市还会配套相应的设施，如青年公寓、流动工位、互动社区等。

△图源：网络

最后，数字平台的搭建为数字游民与文旅产业之间搭建了“桥梁”。

目前国内外也有一些网站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巨大便利。这些平台主要包括提供多元收入渠道、远程工作选择（upwork、freelancer、猪八戒、甜薪工场）和旅居地选择（nomadlist）。

各地可以将自身生活质量和成本、气候条件、网速等上传至相关网站，以吸引更多数字游民。同时这些平台大多具有社交属性，比如在nomadlist上的每个城市都有专门的论坛和聊天室，更有利于宣传交流。

△游民地选择网站：nomadlist

△自由职业对接平台：猪八戒

△自由职业对接平台：upwork

那么数字游民究竟催生了哪些新的文旅业态或文旅产品？

一是共享办公酒店。 对数字游民来说，生活与工作的边界被模糊了，工作区域不仅要安静舒适，更要兼具生活氛围，于是共享办公酒店诞生了。共享办公酒店针对这类群体的需求，价格工作、生活、休闲娱乐融为一体，将酒店塑造为一个共享社区。如中国经营报报道视觉设计师 Nian和朋友在大理开设了一间共享办公空间，为前来大理的数字游民提供办公和社交的场所。

△图源：网络

二是数字游民社区。 目前国内一些有资源禀赋的乡村依托自身优势建立起数字游民聚居地，以吸引更多数字游民入驻。他们身处桃花源间，却能链接城市 工作资源。比如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数字游民社区，从今年开发以来，已有200多民数字游民入驻，包括设计师、画家、翻译员等。其他诸如温州泰顺华东大峡谷和徐岙底、景德镇浮梁、金华浦江浦门公社等也已开启数字游民社区计划。

三是数字游民网络博主。 一些数字游民从互联网大厂裸辞后也会尝试互联网创业，从事自媒体成为数字游民博主，他们会在旅居日志中提到可以融入旅行地当地，挖掘并利用自己的技能来赚钱，比如在异国他乡出售本国美食等。

然而，尽管数字游民的确为文旅发展带来了机遇并催生了相应一些业态或产品，但也不得不对这一热现象多一些冷思考。

虽然数字游民在国际上很流行，但在我们国内仍然是一场可以说是偏向小众化的运动，如很多字数游民多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理想目的地也较少有中国，像在nomadlist网站上的热门城市选择前top50都没有中国城市。

可以说，如果想要在国内发展针对数字游民的文旅业态，那么主要的目标群体还是来自于国内的，鲜少有国外数字游民的输入。那么问题来了，国内有这么多的数字游民吗？这些数字游民能够坚持多久？这些数字游民的购买力又如何？

前文也提到过，数字游民的门槛很高，必须要有过硬的一技之长、足够的储蓄资金以及强大的自我驱动力，因此这部分人群可以说是社会精英阶层，因而，能“游”起来的人很少，这也就决定了市场规模的容量。

并且，这些人会一直游牧的可能性不高，高成本、交通不方便、旅行厌倦感、家庭牵绊等诸多原因都会影响数字游民的稳定性。

另外，这部分人群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且多崇尚高品质生活和极简主义，因此一般性的旅游产品很难打动他们，这也对文旅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结语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疫情、职场、个人等多方面原因造就了“数字游民”，他们为寻求自由而开始了一场逃离大都市的游牧运动，逐水草而居，但身体的逃离并不是自由的象征，身体在场，心灵自由，才能实现真正解放，正所谓“身在无间，心在桃源”。

然而，“数字游民”这一新现象的确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亦催生了一些新兴文旅业态，但聚焦在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助推文旅发展尚还欠缺火候，一切且待来日......

参考文章：

《市场洞察丨数字游民，会是旅居时代的新生力量吗？》

《Digital Nomad 数字游民，到底是社畜的尽头还是旅游的未来？No！》

《中国“数字一族”主要聚集在哪些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原乡映客：数字游民计划之浦江篇——共创幸福产业，共享自由人生》

Ina Reichenberger(2018)Digital nomads – 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21:3,364-380.

刘义强.游民政治: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结构背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06):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