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2 14:46:26 来源:商业新知网
转说明:步入到数字化时代,知识和信息在快速爆炸,对知识和信息的产生、传播和使用的模式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变化的源头、传播方和接收方也都在影响和改变着这个社会,如何去真正理解知识和信息的背后原理和本质,对我们客观面对我们的生长环境,对我们社会的进步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现在很多社会现象:
1、上游失责:当知识生产不再求真求善
2、 中游失序: 充斥着谎言与垄断的碎片世界
3、 下游失智: 缺乏逻辑训练的读者
只有真正回顾到追求知识、价值和本源,社会才可以更好更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和高效发展。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定期反思可能是必须的。
有一件事,很违背我们的直觉: 人类的智慧程度,并没有随着媒介的发达、信息的唾手可得,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
相反的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类的无知程度不减反增。
最近,美国展开了一项社会学调查,询问受访者对于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大约有42%的人仍然相信,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
另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甚至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
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项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对互联网上的信息,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里面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 · 布鲁克斯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反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无知时代”:
——无数未经提炼和归纳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犹如 “ 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大量缺乏判断力的受众浸泡其中,对偏见、虚假信息不加辨别地吸收,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无知群体。
其实,如果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生产、传播、接收的过程,看成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中游、下游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上游失责:当知识生产不再求真求善
人类的知识创造, 仰赖冲锋在第一线的科学家、思想家等等“知识分子”。
他们是知识生产的第一环节,是知识河流的源头,因此人类社会对他们寄予厚望: 科学家必须要求真,思想家务必要求善。 唯有如此,才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思想资源。
但是,托马斯·索维尔的研究却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理念”,对社会有巨大的变革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却相当间接、隐蔽,社会和大众,并不能立即看见知识分子“理念”的后果。
当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在社会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时,惩罚并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而是止于“理念的实践者”——政治家,以及承担具体后果的大众——这让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肆意愚蠢而不用负责”的特权。
围绕这一“知识生产”的特性,索维尔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缺陷的诸多批判:圣化构想、言辞技巧、预设结论筛选事实、主观真理、言辞净化......并以他博学的知识,扩充成了一本社会学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的书,相当于向时的美国知识界投入了一颗炸弹,引发了剧烈的地震和反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它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了各国知识分子,反省自身缺陷的一面镜子。
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后,一些投身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其固有缺陷并未变化,只是产生了新的“形变”。《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提出的洞察,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更强的解释力。沿着索维尔的思考,当下我们最需要警惕三种“知识生产”:
◎ 虚假数据注入研究: 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十分依赖统计数据的支撑。这要求科学家必须谨慎对待数据,从各种数据中,分辨出事件之间的因果相关性,以便得出一个可信的、真实的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数据唾手可得。一些科学家为了做出成果,选择了 隐藏失败的实验, 按照个人预设的观点挑选数据,将 虚假信息注入科学统计之中,制造一种“因果相关”的假象。
这些谬误由于披着“数据支撑”的外衣,常常被人误以为是真理,并通过互联网大肆传播。
◎ 知识生产越来越功利 :人类的思想创新、思维更新,需要知识精英艰辛的精神劳作,尤其是读懂一些原创性的思想著作,常常需要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献身精神。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算法和流量精准地反馈了用户的内容需求,知识生产变成了“按需供应”、“见订单开工”,受欢迎的知识被大量炮制,不能立即变现的知识则无人问津,一些知识日渐萎缩失传,人类的知识边界也停滞不前。
◎ “意见领袖” 大量生产“意见垃圾” : 人类知识的分工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今天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难以掌握人类知识的亿万分之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能以专业安身立命,对其他知识领域,他们必须保持敬畏。
然而,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对想要用理念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迎合互联网短平快的节奏,扮演“意见领袖”,在个人专业之外的领域,生产了大量缺乏专业性的“意见垃圾”,而网民却很容易被这些有待验证的信息愚弄、欺骗,视其为专业、权威的见解。
▌中游失序: 充斥着谎言与垄断的碎片世界
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掌握知识,能比无知带给人更多的力量。
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不平等,那些掌握知识传播渠道的人,才真正拥有权力:
——中世纪,教会的权力来自对《圣经》解读权的垄断,直到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前互联网社会”,传统媒体垄断了传播渠道,一条新闻要经由职业化的媒体工作者编辑、删减、重构之后,才能通过报刊、电视推至受众面前。
如今,传统媒体已被互联网颠覆, 这一方面带来了“信息的民主”—— 原有的从上至下、金字塔形的话语结构变得扁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个人的见解, 获取信息的方式, 也变得更为多维立体。
但另一方面,著名人文学者徐贲的观察,也需要引起重视——他认为互联网并没有带来乌托邦式的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随着政治、资本的深度介入,这里反而演变成了一个谎言掩盖真相、强制压倒自由的场域,网民们对此已经有所警觉,但远远谈不上有多深刻的认识。
为此,他用人文学者的视角,将互联网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信息与知识、智慧与愚蠢、 道德与 审美、价值观与判断力,尤其是权力笼罩之下,人的自由意志 ,全都重新思考了一遍,写成了《人文的互联网》一书。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带来了一个反观当下“互联网生存”的人文视角,借助这一视角,我们得以看见,诸多掩盖在美好表象之下的本质:
◎信息特权, 正在创造新的“数据垄断”: 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从诞生起,就以信息的自由流通为理想。但是,随着商业、资本的介入,互联网公司们建造了一个个技术壁垒——它们 做大了“信息的蛋糕”,但也牢牢地掌握了分蛋糕的权力。
——数据垄断:信息的蛋糕虽大,但普通网民所分到的,却是大量信息的碎屑,真正有价值的数据,都躺在互联网公司的后台。一些互联网公司甚至可以随意决定用户的数据产权,将其销毁或者售卖。
——数据自缚:算法 正在成为裁决信息分配的“判官”,在有限的信息碎屑中,进一步创造“信息茧房”,形成一条数据锁链,牢牢困住用户的认知。
——数据欺骗:垄断信息分发权的平台,可以通过竞价排名,优先呈现某些商家的虚假信息,甚至可以付费修改后台数据,吸引用户注意。
这样的“信息特权 ”,已经和互联网诞生时的初心背道而驰,一个“算法阶层”统治“数据贱民”的虚拟世界初见端倪。
◎“信息平权”, 让识别真相变得愈加困难: 在传统媒体垄断报刊、电视的时代,愚弄大众的事虽然屡有发生,但一般只在少数敏感领域。
当互联网降低了发表意见的门槛,实现了个人的“信息平权”后,信息生态进一步复杂化,谎言有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大量涌现的个人媒体, 除了少数有能力、有意愿追求真相的理想主义者以外,大多都是缺乏专业媒体素养、以盈利为第一动力的“信息商贩”。它们在少量真相中间,混合大量情绪和不实信息,高效地收割流量。
——不同圈层、不同立场之间的网民,常常欠缺理性对话的能力,他们互相争吵、辱骂以及编撰出来的垃圾 信息,也在与日俱增地混淆视听。
可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噪音比”极低,真相的周围,夹杂着 大量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当谎言出现在生命健康、个人财产等领域时, 辨别真相的成本会变得非常高昂, 有时甚至会付出严重的代价。
◎信息碎片, 让人失去判断和远见: 互联网诞生之初,它被视为整合信息、学习知识的伊甸园。但是,如果按照波普尔对知识的严格定义——“知识是经过事实验证的信念”——那么互联网上大量的所谓知识,只能被称之为信息碎片。
一方面,这些未经验证的信息,需要被提纯、加工为可信的知识,而这对于想要建立知识系统的人来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一方面, 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却被限制在收费的数据库中,缺乏知识付费意识的读者,往往不愿为此持续消费。
过去,人们习惯于持续地深度阅读,如同打开一只手电筒,虽然照射范围小,但照射范围内亮度很高,可以看得很远。
而现在,人们在信息碎片之间跳跃,就像在广阔的夜幕中,同时点亮了很多根火柴,火星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既无法照亮一条路的前方,也看不见路与路之间的联系,让人逐渐失去了判断力和远见。
▌下游失智: 缺乏逻辑训练的读者
比知识生产媚俗造假,以及知识传播特权化、碎片化更为严峻的是,作为知识的受众——许多读者缺乏逻辑思考、批判性阅读的训练。他们常常在各种 信息提供的简单刺激之下, 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生物反应:
焦虑、恐惧、愤怒、幻想、痴迷、上瘾......在反复的信号刺激下,他们的大脑带宽被感官占满,逐渐丧失了运用理性的兴趣和意愿。
以理性、智力傲视生物界的人类,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却常常放弃理性,选择跟从本能和情绪?
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搞好人际关系,是比讲逻辑更重要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独立思考本身便不被“上层”所鼓励......
崔永元曾戏称,让我们学会独立思考,“这实在太可怕了”。
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先生,曾有感于中国文化不重视怀疑精神和逻辑训练,反而对“标准答案”情有独钟,未来恐难立足世界之林。
为此,他在金陵大学(南大前身),以及台湾大学教书期间,将培养学生的“有逻辑的怀疑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李敖、 柏杨 、 龙应台 、司马文武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
晚年,他在台湾公开地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仅在报刊上对他的批判、围剿就长达5年之久,而他则以逻辑从容应对。
先生去世之前,将在 课堂经过千锤百炼的逻辑学课程,写成了一本《逻辑新引》,至今仍被公认是最适合中国人的逻辑学入门读物。
曾有作家呼吁,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书。 但是,对于习惯了指鹿为马、驴唇不对马嘴的多数人来说,一听到“逻辑”两个字,或许就已经开始头疼。 这样的惰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导致了三种后果:
◎信息爆炸的时代, “本能”是被“收割”的帮凶: 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虽然发展出了理性与本能的“双系统”,但大脑却更偏爱“本能”——因为 它比“理性思考”耗能更低,可以24小时“后台运行”。
这意味着,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自发的非理性状态——这是现代商业世界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收割用户最快的方式,不是讲道理、盘逻辑,而是绕过用户的理性,用情绪激发用户的“本能”。
所以,互联网时代的“娱乐陷阱”、“煽动性谎言”、“威逼利诱的诈骗”比任何时代都要成功。一个被本能驾驭的人,总是更容易轻信、盲从、人云亦云,当他们被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愚弄、鱼肉、收割时,甚至都难以产生一丝警觉。
◎缺乏逻辑训练, 制造了“诡辩逻辑”: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将人的本能与情绪,比喻为一头大象,而理性、逻辑则是骑象人。少数缺乏逻辑训练的中国人,缺少驾驭“大象”的武器,只能被它所驱使,因而缔造了独特的“诡辩逻辑”——
不问事实 , 只问动机和立场;不辨是非,只辨亲疏和远近;不关心道理,只关心讲道理的态度和语气。
在网上熟练运用这三种逻辑的人,被易中天先生概括为:
“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的“乌贼”; 逮谁咬谁的“疯狗”; 随大流,跟风起哄的“蝗虫”......
◎不讲逻辑的人, 会丧失良知和正义感: 逻辑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它本身和人的诚实、善良、同理心高度相关。一个愿意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接人待物“一碗水端平”的人,大概率上 也是一个 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
当一个成年人开始强词夺理,以情绪取代论证,用立场攻击逻辑时,他并不是变傻了,而是变坏了:
他已经不再关心普遍共通的规则、正义,只关心自己的情绪和利益。
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几乎随处可见。因为人数足够多,他们反而自视为“正义之师”,底气十足地四面出击......
▌从房间里的大象 到国王的新衣
从生产者的失责、传播者的失序,到接收者的失智,整个知识产业链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进入了“新无知时代”。
这个时代有三大特征:知识分子不生产真相;知识传播者不关心甚至扭曲、垄断真相;知识接收者缺乏逻辑辨别真相。
于是,事情便进入了逻辑闭环:站在里面的多数人看不清,也不愿意看清;置身事外的少数聪明人,懒得管,也管不了。
社会在无意识的共谋中,无视了“房间里的大象”。久而久之,人们失去了对知识的辨别力,以为“赤裸的国王”真的穿着“一件新衣”。
应对新无知时代的三大认知陷阱,“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是找到相关领域最具针对性的权威著作,通过它们将问题逐一拆解,从而将互联网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做个清醒的“终身学习者”。
而上文提及的三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徐贲先生、殷海光先生,他们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著作: 《知识分子与社会》、《人文的互联网》、《逻辑新引》更 是在这个上游失责、中游失序、下游失智的互联网时代,三本针对性的认知解决方案, 构成了一条深刻反思“新无知时代”的逻辑链条。
关键词: 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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