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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遗址（局部）苏银忠

(相关资料图)

考古青年进行田野调查苏银忠

李小龙

南佐遗址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尘封于地下近五千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历经风雨，直到1957年的某一天被考古调查人员重新发现并记录下来，之后和大多数新发现的遗址一样，有了自己专属的“名称”（南佐遗址）和“身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辈学者们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工作，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夯土建筑F1，也正是因为这一重要发现，南佐遗址首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二十五年过去了。近年来中国考古事业受到了空前关注和重视，专业队伍力量日渐壮大，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也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工作中。至此我们与南佐遗址再续前缘。

发掘之初，为了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系统保护和深入研究，我们确立了多学科合作的方针，最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兰州大学四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由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南佐考古的大幕徐徐拉开。

能在如此重要的遗址开展工作，我们内心是既欣喜又倍感压力，我们对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充满期待，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才能将南佐遗址发掘好、保护好，不留遗憾。在发掘之前，考古队先后两次赴南佐遗址进行了前期的调研工作，确定了具体的工作思路和方案。2021年6月，我们正式踏上董志塬这片热土，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基地建设等前期工作，6月14日，正式开启了南佐考古的新一轮发掘工作。按照既定的工作目标，此次发掘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先找到之前发掘的F1，然后围绕F1开展工作。上个世纪发掘区已经回填续耕，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农田，好在根据以往考古记录和老乡提供的信息我们能知道大致的位置。

发掘之初还有一个小插曲，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获悉，F1室内外的空间都是夯土结构，因此最初我们也在努力寻找、辨认夯土。揭完表层耕土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在发掘区内发现一条两侧土质、土色有明显差异的界线，心里不由暗喜，应该是我们苦苦寻找的遗迹现象——“版筑夯土”。由于时至晌午，只能先下工吃饭，中午休息时大家还热烈讨论，对确认这一重要“发现”充满期待。下午上工我们对遗迹区域进行扩大清理，并对土质、土色进行仔细辨识，才确认原来是20世纪发掘区的探方壁。虽然内心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但也意味着离找到F1更近了一步，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F1所在的“宫殿区”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因此如何分辨早期的建筑结构和后期的夯填结构也是我们始终慎之又慎的问题，因为一旦判断失误可能就意味着将早期的建筑结构当后期的夯填土清理掉。经过无数次烈日下的喷水、刮面和“唇枪舌剑”的讨论，最终“宫殿区”的布局结构逐渐显现，原来是一座五千年前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宫殿建筑，其择中而居、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布局特点可谓开了后世宫室建筑的先河。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F1周围的9座夯土台及环壕是否与F1属于同一时期。经过前期调研勘察，我们决定围绕保存状况最好的西侧3号夯土台开展工作，目的是搞清楚3号夯土台的结构、年代及与外侧相邻环壕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批复所剩发掘面积有限，最终我们决定紧贴夯土台西侧进行局部的解剖性发掘。解剖发掘的目的是想通过最小的发掘面积解决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但是由于环壕较深，而布设的探沟较窄，在发掘至3米以下时很难通过人力将土运送至地表，塌方等安全隐患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继续高效开展工作，我们利用钢管和木板作为支撑，用小型的电动起吊机从探沟里向外运土。最终发掘深度超过8米后，仍然是夯土结构，始终也没到壕沟的最深处。但可喜的是，壕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F1同一时期，碳十四测年也再次验证了这一判断。五千年前的南佐先民营建体量如此大的夯土台、足够宽和深的环壕设施，刷新了我们对黄土高原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认识。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问题之外，一直困扰我们的是遗址的面积问题。由于遗址区内被后期的水土流失和人类活动破坏，尤其是南侧和东、西两侧有宽大的冲沟，沟底距塬面有数十米深，侵蚀相当严重，但也正是冲沟给我们判断遗址面积带来了启示。作为项目负责人，韩建业教授从发掘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周围自然地貌的勘察，他基本踏遍了遗址周围的沟沟壑壑，一方面观察沟壑断面寻找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另一方面根据地形地貌和历史影像信息寻找外围“边界”的线索。他最终敏锐地察觉到东西两侧的南北向“冲沟”大致是以F1所在的区域为中心对称分布，如此规整的“冲沟”不大可能是自然现象，或许与早期的外围环壕设施有关。随即我们以此为线索，开展了系统的考古钻探和区域调查，最终发现在两侧有与“冲沟”相连的沟渠状结构，至于是否为南佐遗址的外环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确认。

2021年，南佐遗址入选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同时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写到这里，回想起这两年有重要发现时的惊喜、遇到问题时的压力与纠结，内心依然不能平静，但和南佐遗址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相比，这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非常美好而可贵。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是古史文献记载中伏羲女娲的诞生地，是三皇五帝的重要活动区域。五千年前，各区域文明大放异彩，争芳斗艳，而黄土高原的南佐遗址也是灿烂星河中耀眼的一颗，是黄土高原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我从小生长在黄土高原，对这片厚重的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于我而言，能够亲自参与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陇东-陕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聚落演变与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号：21CKG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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